美国日前发布了《赢得AI竞赛：美国AI行动计划》（下称《AI行动计划》），此举意味着美国的人工智能（AI）发展已经完全从市场放任状态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牵引的高度。不过，由于《AI行动计划》带有强烈的霸权思维，美国AI的“压倒性优势”在倒逼其他主要经济体探索不同AI技术路径和监管思路的同时，也会引发全球AI治理理念的撕裂与对立。
美国AI发展经历了数据觉醒、深度学习和大模型推理等阶段，但德意志银行指出，需求的激增将对美国电力基础设施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势必制约AI发展。
《AI行动计划》提出三重能源战略：一是对传统能源项目松绑并修改相关法规；二是实施电网升级战略，包括建设输电走廊、改造变电站、部署需求响应系统等；三是创新融资工具，设立“基荷能源信用增强计划”，为天然气管道、核电冷却系统等长周期项目提供联邦风险分担，并且联邦政府承诺长期采购数据中心电力，以增强项目融资可行性。
《AI行动计划》还聚焦“算力即国力”，提出数据中心加速计划和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两大路径。数据中心加速计划包括发布行政命令、创建“合格项目”认定机制、开放联邦土地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等。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方面，设立回流基金、将先进制程芯片厂纳入快速许可通道，国家实验室转型为中试基地，启动“电子复兴计划2.0”，并要求国防部建立安全芯片储备，完成外国芯片替代。
为支撑基础设施建设，《AI行动计划》提出劳动力全面重塑机制，包括更新职业技术教育（CTE）课程、发展学徒预备项目、建立AI人才培养中心、发布税收优惠政策、建立“AI基础设施职业图谱”等。
《AI行动计划》将AI创新置于核心位置，强调其对人类繁荣、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，同时指出现有监管框架对创新的阻碍。该计划提出系统性拆除监管壁垒，清理联邦法规，限制州级监管权力，推动开源生态与开放创新，创设实验与应用推广机制，并建立科研突破矩阵，以构建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，贯穿从基础研究到全球竞争的全链条。
AI发展到今天，相应的安全风险呈现出多维度、跨领域、动态演化的特点。AI由此走到从“应用创新”向“规则定义”迈进、从“落地通用”向“有序监管”升级的关键阶段。从基本成因与作用机制的角度看，AI风险可分为三类：一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技术内生安全风险，如算法漏洞、数据安全风险等；二是对社会系统产生冲击的应用安全风险，如伦理失范、法律争议，以及技术冲击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失业等；三是AI技术霸权与治理能力的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治理结构性风险，如技术垄断威胁、各国AI监管模式差异带来的合规冲突等。
客观来看，美国不仅拥有由OpenAI、Meta、谷歌和英伟达等组成的AI企业矩阵，还有斯坦福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汇聚全球一流AI人才的顶尖高校，其AI研发费用占全球的六成以上。凭借如此宏大的产学研力量，开发出顶级AI安全产品并非难事。而且，《AI行动计划》不仅明确要求所有获得联邦资助的数据中心必须实施“安全设计”架构，还指定国防部牵头制定抗量子加密标准，建立起数据中心的“国家级攻击抵御能力”，同时要求国土安全部组建“AI事件响应小组”，建立针对数据中心安全的威胁情报共享机制。因此，即便《AI行动计划》对AI创新放松了监管，由此引起的技术内生安全风险可能不大，甚至完全可以屏蔽。然而，在应用安全风险与全球治理结构性风险方面，《AI行动计划》能起到的作用或许并不显著，尤其在全球治理结构性风险领域，《AI行动计划》极有可能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。
从政策放松监管的诉求来看，《AI行动计划》的直接目的是促进市场力量的创新，借此做大做强美国的AI产业，使其在全球AI的激烈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。其战略目标是通过无与伦比的AI技术输出，建立美国对全球AI的霸权地位。简言之，就是以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实现对全球AI规则的主导。此外，尽管《AI行动计划》明确了开源生态与开放创新的基本导向，但无论是开源还是开放，政策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选择性。其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聚合更多的第三方力量，帮助美国实现对全球AI治理规则的主导。
必须看到，基于防范AI应用安全风险与全球治理结构性风险的目的，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三种具有竞争性的主流监管模式。除了美国试图以技术输出抢占全球AI监管规则高地外，欧盟也提前建立了风险分级监管模式，中国则以技术可控为核心，侧重于内生安全风险和应用安全风险，并主张技术主权与灵活治理工具相结合。由于欧盟的监管模式在平衡监管与创新关系上存在不少欠缺，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负担，因此美国难以接受。同时，美国也不会认同中国的监管模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输出的自身标准与规则就显得更为自信与自我。然而，为了让整个输出过程变得更为流畅与快捷，美国更需要盟友力量的支持与声援。
目前来看，无论是欧盟还是日本等经济体，在AI技术力量上与美国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，客观上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。于是，在明确了开源与开放模型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，即向全球输出“美国标准规则”与“美国价值观”的基础上，《AI行动计划》确立了拉拢性与排他性并举的技术出口战略。一方面，《AI行动计划》明确向盟友出口“美国全栈技术”（包括硬件、模型、软件、应用和标准），同时将中国定位为“首要战略竞争对手”，提出加强芯片出口管制，通过地理位置验证技术阻止先进计算芯片流向中国，并堵住半导体制造设备管制漏洞。另一方面，《AI行动计划》提出通过G7等多边平台打造“民主国家AI联盟”，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对抗中国倡导的AI治理模式。
可以看出，遵循“美国优先”的全球AI治理规则，必然导致全球AI技术标准生态的割裂以及全球AI治理生态的分化，也会在实践中引起不同监管模式的对立与冲突，进而削弱和损害AI国际监管合作以及跨国企业行为合规的一致性效果。不仅如此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、各行其道的监管生态也很难凝聚起AI创新的合力，自然也就不可能筑起针对跨国界与全球性AI应用安全风险的屏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AI本应是普惠全球的公共产品，若技术大国与强者各自占山为王，甚至剑拔弩张，全球数字和智能鸿沟将永远得不到真正填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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